近日，市場監(jiān)管總局對攜程集團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攜程）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立案調查。這是我國在線旅游行業(yè)反壟斷第一案。根據公開的相關資料，此次調查所涉壟斷行為可能集中于在線酒店預訂平臺服務市場，最有可能涉及的壟斷行為包括要求“全網最低價”（即最惠國待遇條款）和“二選一”行為。與以往我國互聯網平臺反壟斷案件和境外在線旅游平臺（Online Travel Agency, OTA）反壟斷案件相比較，攜程涉嫌壟斷案具有特殊性和復雜性，對于將來進一步完善互聯網平臺反壟斷監(jiān)管具有重要啟示。

一、攜程涉嫌壟斷案的特殊性

第一，與國內以往互聯網平臺反壟斷案件相比，突破了單一的“二選一”案件。我國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執(zhí)法始于阿里巴巴集團壟斷案（2021年）。該案的核心問題是阿里巴巴集團實施了“二選一”行為。隨后的美團壟斷案（2021年）、上海食派士壟斷案（2021年）、知網壟斷案（2022年）主要也是“二選一”行為，這是我國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初期最為嚴重的壟斷行為。時隔三年，我國再次啟動互聯網平臺反壟斷案件的立案調查，關注的壟斷行為開始從“二選一”行為拓展到“全網最低價”行為，進一步豐富了我國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執(zhí)法的類型，發(fā)出了強烈的常態(tài)化監(jiān)管的信號。

第二，與境外同類反壟斷案件相比，突破了單一的“最惠國待遇”案件。對于OTA開展反壟斷調查在國外早已有之。據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歐盟、德國、法國、西班牙、瑞典、日本、韓國、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(qū)均對Booking.com（繽客）、Expedia（億客行）等在線旅游平臺開展了反壟斷調查。然而，境外OTA反壟斷案件調查處理的是單一的“最惠國待遇”條款。攜程曾經在韓國、中國香港地區(qū)因最惠國待遇條款遭到反壟斷執(zhí)法機構的調查。相比境外同類反壟斷案件，攜程可能同時實施了“最惠國待遇”條款和“二選一”兩種壟斷行為。

第三，攜程將數字技術與生態(tài)布局深度融合，形成了“技術+生態(tài)+行為”的復合型壟斷模式。境外OTA平臺的壟斷行為更多依賴合同條款約束，而攜程則通過算法監(jiān)測、流量調控、生態(tài)捆綁等數字技術手段，實現了壟斷行為的精準化、高效化實施，這種技術賦能的壟斷行為更具隱蔽性和危害性。

二、攜程涉嫌壟斷案的復雜性

第一，技術賦能下最惠國待遇的硬約束。攜程要求合作酒店在攜程平臺的定價不得高于其他渠道即“全網最低價”，屬于境外反壟斷法規(guī)制的“最惠國待遇”條款。攜程還通過“調價助手”系統(tǒng)實時掃描競爭對手的價格，強制要求合作商家維持全網最低價。這種利用技術手段的算法監(jiān)控已突破單邊約束，形成“價格鎖死”的硬約束：商家若在其他平臺降價，將觸發(fā)攜程系統(tǒng)的自動調價，直接修改商家的后臺掛牌價或通過降低權重、取消補貼等手段，實現“全網最低價”。該行為構成《反壟斷法》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五項禁止的“附加不合理交易條件”。

第二，流量夾持下“二選一”的升級。攜程雖未在所有書面協議中明確要求酒店“二選一”，但實際上通過各種方法要求掛特牌的酒店只能在攜程平臺獨家上線，不得入駐其他OTA平臺，實施隱性的“二選一”；對于掛金牌、銀牌的酒店，攜程在流量分配機制和定價機制上要求他們將重心留在攜程，從而實現變相的“二選一”。攜程已經成為各個酒店的主要流量入口，酒店為了獲取平臺的流量傾斜，不得不將最優(yōu)價格、最全庫存集中于攜程。拒絕“二選一”的酒店常遭限流、降權、屏蔽，訂單量可能暴跌，直接導致空房激增。該行為構成《反壟斷法》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四項禁止的“限定交易行為”。

第三，生態(tài)化布局下市場支配地位的強化。攜程通過機票、高鐵票等高頻業(yè)務構建流量入口，形成“機票+酒店+用車”的生態(tài)閉環(huán)，顯著提高用戶轉換成本，增強平臺鎖定效應。這種布局本身并不違法，但會進一步鞏固和增強市場支配地位，導致市場進入壁壘的指數級強化。攜程涉嫌壟斷案的查處表明，我國反壟斷執(zhí)法已開始關注生態(tài)化布局與壟斷行為的關聯性，這種監(jiān)管導向更契合數字經濟的發(fā)展規(guī)律，為全球平臺反壟斷提供了新的實踐樣本。

三、攜程涉嫌壟斷案的啟示

第一，強化事前反壟斷合規(guī)，完善經營者集中審查制度。攜程涉嫌壟斷案表明，反壟斷監(jiān)管沒有盲區(qū)。市場監(jiān)管總局于2025年11月15日公布了《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合規(guī)指引（征求意見稿）》，發(fā)出了“進一步強化反壟斷合規(guī)”的信號。我國反壟斷執(zhí)法機構可以通過本案辦理，推動OTA平臺建立反壟斷合規(guī)制度，明確“全網最低價”“二選一”是一種高風險行為。OTA平臺應確保算法、平臺規(guī)則的公平性和透明度。同時，進一步完善經營者集中審查制度，對平臺企業(yè)的跨界并購進行嚴格評估，防止通過并購形成生態(tài)壟斷，從源頭防范市場集中度過高帶來的壟斷風險。

第二，構建“技術中立+行為規(guī)制”的反壟斷分析框架。攜程涉嫌壟斷案中，算法和數據等技術工具成為壟斷行為的實施載體。一方面，要堅持技術中立原則，認可平臺利用技術提升運營效率、優(yōu)化服務質量的正當性；另一方面，要強化對技術濫用行為的規(guī)制，明確平臺不得利用算法進行價格調整、不得通過流量分配實施變相的限定交易行為。

第三，建立“復合壟斷行為反競爭效果”的整體評估機制。攜程涉嫌壟斷案表明，平臺壟斷往往是多種壟斷行為的組合，這些壟斷行為疊加后會產生放大的反競爭效果。因此，反壟斷執(zhí)法需要建立整體評估框架，充分考慮各壟斷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和協同效應，以及這種行為組合對市場競爭的整體影響。同時，應明確數字工具在壟斷行為中的法律地位，將算法監(jiān)測、流量調控等技術手段納入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要素。

（作者：王健，浙江理工大學教授，浙江省公平競爭政策與反壟斷研究院院長，浙江省法學會競爭法學研究會會長）